【供給側改革??這個在兩會前夕就被熱烈討論的話題，這次再次成為熱點。在3月5日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既做減法，又做加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協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此前，圍繞“供給側改革大討論”，觀察者網也曾專門組織專家學者進行解讀，區分供給側改革與里根經濟學的不同。本文作者、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寒竹再次從供給側改革入手，詳細解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改革措施。并從就業角度，提醒創業者們要從實體入手，避免互聯網創業帶來的短視。】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工作中指出，要做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必須要做到三點：第一，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第二，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第三，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您怎樣理解這三點的關系?

寒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第一個百年的奮斗目標，也是中國在*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目標，所以，堅持*發展觀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李克強總理提出這三點都是*發展的應有之義。

*之所以能夠取代資本主義，就是因為*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是基于這一點，鄧小才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今天，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已經居于全球第二，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卻沒有理由放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基本理念。中國只有保持中高速的發展，國民經濟才能健康運行，就業才能得到充分保障，民眾的生活水才能持續提高，社會才能保持活力與穩定。

從現實層面看，中國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未來五年的年增長率必須要高于6.5%。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中國經濟增長目標設為6.5%-7%，首次采用區間形式。這就是說，6.5%的增速是最低的增長底線，低于這個增長速度，中國在2020年就無法建成小康社會。但中國政府仍然期望經濟增長能夠高于6.5%，所以對經濟增長目標采取了6.5%-7%的區間形式。

結構性改革這個問題涵蓋面比較廣，涉及到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但李克強總理在談結構性改革時，著重強調的是“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自從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后，眾多的經濟學家從各方面進行解讀，供給側改革一時成為媒體的熱詞。但是，經濟學界中的相當多人都傾向于把供給側改革理解為從注重消費向注重供給的轉化，認為在市場結構中，供給比消費更為重要。一些人甚至把供給側改革跟美國里根政府當年實行的供應學派混為一談。事實上，中央的提出供給側改革主張并非來自美國的供應學派，而是基于對*主要矛盾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供給側改革是*經濟改革的應有之義。

1981年，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把*的主要矛盾界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并且認為這個需求與生產的主要矛盾貫穿于*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判斷，三十幾年來，中國歷屆政府的經濟政策都是基于這么一個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斷。

所謂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簡單地說，就是生產與消費，供給和需求的矛盾，而這個矛盾是一個辯證結構。生產滿足并促進消費，消費反過來刺激和引導生產。一般說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永遠處在矛盾中。一方面，某些產業由于能力不足而無法滿足于社會的消費;而另一方面，某些產業的產能又嚴重過剩。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生產力不僅要持續發展，而且產業結構永遠都處于調整中。

但幾年來，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日顯突出。一方面，鋼鐵、水泥、煤炭、板玻璃、電解鋁、光伏、風電等產業出現嚴重過剩;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生產與供給卻無法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中高端需求。根據統計的資料，，中國在境外的消費已經超過一萬億，其中購買奢侈品的數額高達6400多億人民幣。此外，，中國內地民眾在海外代購市場的交易規模已經超過1500億。正是由于中國社會目前的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的矛盾超出了一般常態，所以中央才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來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的具體體現。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的第三點“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主要是要解決發展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問題。這個問題跟上一個問題相關聯。中國目前產能過剩，但中高端產品又難以滿足社會需求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業創新不夠造成的。關于發展創新與產業升級的重要性，學界與政界已經談得很多，這里也無需再重復。

我在這里只想強調一點，這就是發展創新的社會環境問題。中國在中高端產品的開發上之所以長期落后于發達國家，并不是因為中國人缺乏創新精神，并不是中國企業缺乏創新能力，而是因為社會并未給創新者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這個環境主要是指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和社會的法制意識。

任何一個新產品的開發都需要時間和資金的大量投入，如果一個新產品的開發得不到知識產權的保護，那么創新者的投入就無法得到相應回報，這就很難鼓勵眾多的企業在各自領域開發創新。當企業覺得山寨比創新更能獲利的時候，就很難再有動力去創新。中國要真正解決發展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問題，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把知識產權的保護落實到實處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希望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中國人才網：您剛才提到了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李克強總理在報告中也提到：6.5%-7%的增長區間主要是”考慮了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穩增長主要是為了保就業、惠民生，有6.5%-7%的增速就能夠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對接下來的就業形勢，您怎么看?

寒竹：對于中國社會未來的就業問題，應當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中國的總體就業形勢基本健康。根據這次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的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據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眾所周知，服務業(第三產業)是吸收勞動就業的主渠道。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員遠多于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高等收入國家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員通常是第二產業的2倍到3倍。中國服務業的迅速增長對社會就業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根據李克強總理在報告中的數據，2015年中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是1312萬人，超過政府的預期。

但另一方面，未來中國的就業形勢卻并不樂觀，政府需要在經濟結構的規劃和調整上保持清醒頭腦，堅持辯證的思維方式，防止出現過度的偏差。這里僅談兩點。

第一，把握好經濟發展速度與質量的辯證關系。總體說來，中國經濟面臨著從粗放式增長向追求高質量的集約式增長轉變，從數量的增長走向質量的增長，GDP不再是一個唯一的經濟發展指標。但是，中國是一個將14億的人口大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經濟在數量上的增長、保持中高速的發展對社會的充分就業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在發展結構的調整問題上，中國社會要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所謂“GDP不再重要”、“發展速度不再重要”的說法不僅片面，而且對社會極為有害。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一定要掌握好衡。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讓人感到欣慰。

第二，鼓勵大學畢業生創業，各級政府落實好就業促進計劃和創業引領計劃的方向是對的，但政府應當鼓勵大學生在各行各業的實體經濟中創業，而不僅僅是在辦公室和互聯網上創業。

幾年來，中國的互聯網經濟發展迅猛，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電商的過度發展對服務業中的實體店客觀上造成了很大沖擊。相對于實體零售店，電商需要的勞務人員要少很多，而且影響的相關行業也不少，這會對未來的就業市場會造成相當沖擊。

年來，中國零售實體店出現了關閉潮，萬達百貨全國50個店關門，佐丹奴關店190間，波司登關店1357間，百麗關店167間。與零售實體店相比，互聯網線上店銷售每年的銷量都在翻倍，市場占比也在以兩位數增長。當然，零售實體店萎縮的原因很多，并不都是互聯網上的電商所導致。但中國的實體店怎樣在電商的沖擊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就業市場有可能會遭遇困境。

由于發展的差距，中國的中小城鎮和農村相對落后，一些地區甚至非常落后。從理論上講，落后同時也意味著發展和成長的機會，大學生如果到這些地區創業更容易得到快速的發展。但是，讓中小城鎮和農村吸引更多的大學生去創業，僅僅靠市場的機制是不夠的，政府應當扮演重要的角色，制定一些鼓勵大學生到基層，到落后地區創業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