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那個決定??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像整個大陸板塊脫臼后歷史性的復位那樣地動山搖。

這是一個巨大的邏輯公理的轉換，由此而延展出的所有引理，像血透一樣革命性地更改和釋放了人們的偉大天性，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所創造出的一切奇跡都在為這個轉換做注解。

從階級斗爭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丁玲和方方都是女性、都是中國作家、都曾因自己的文字而遭到非議，但酷烈程度之所以完全不同，根本原因是因為她們中間隔了一個改革開放，從而使她們分別站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邏輯大地上，她們分處于兩個完全不同的輿論板塊和心理現場。

當有人煽動用WG階級斗爭手段對付方方時，反對和質疑方方的人們大多沒有響應；當有人號召武林壯漢用拳頭群毆方方時，政府公權力決不會袖手旁觀。

這不僅是方方們的幸運，更是這個國家和人民的幸運。如果你看不到這個偉大而感人的歷史進步，那可能是因為你沒有親身經歷過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時代。

今天，已經沒有人相信方方會因為自己的言論而成為當年的丁玲、卞仲耘、張志新，更沒有人會因為支持過方方而像當時“胡風的朋友們”那樣夜不成眠、惶惶不可終日。

我們感懷這樣的進步，不是因為我們糊涂，而是我們來自寒徹透骨的WG現場，我們能體察到改革開放的溫度。

我們驚訝，在卞仲耘被學生活活打死的北師大附中校園里怎么會沒有一絲犯罪后的恐懼氣氛。

我們感嘆，反而是卞仲耘的丈夫夜半不敢哭出聲音而將床上的草席邊沿咬到粉碎。

我們慶幸，自己的孩子不再會因為不小心說錯一句話、打破了一個印有頭像的水杯、坐在套紅標題的人民日報上而驚恐萬狀。

階級和階級斗爭也許客觀存在，“階級斗爭為綱”卻是主觀臆斷，其核心邏輯是：“八億人不斗行嗎？”這個邏輯的前提不是基于客觀事實，而是源自策略需要，既然是需要，沒有階級敵人，就要創造出一個敵人來，歷史上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就是一個證明。

于是，客觀上果然就造出了一個人人自危的恐懼環境。階級斗爭真的就會溢出它本來的堤岸，而終于成了浸沒一切的汪洋大海。

帕瓦羅蒂說：“歌劇是假的，但隨著一點點展開，它就是真的了”。

今天的人們，對張春橋這篇兇相畢露的報紙頭條早已恍若隔世。他們永遠無法想象，當年的人們觸目之下是如何的驚心，對那些歷次運動中早已遍體鱗傷的家庭而言，佝僂在昏暗的燈光下，從字里行間琢磨深淺，在夜深人靜時猜度輕重……

普遍的絕望就是希望。歷史總有一天會像幾米說的：我總是在最深的絕望里，看見最美的風景。

正是改革開放，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挽狂瀾于既倒，把整個民族從“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斗爭恐懼癥中解救出來，這是什么樣的時代巨變？

從階級成分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邏輯，必然引出對人群進行嚴酷的階級鑒別和分類管理。與印度的種姓制度、日本的賤民社會、希勒特的猶太政策相的血統論以及它的變種“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像一片揮之不去的烏云長期籠罩在數以億計的“政治賤民”心頭。

讓一個毫無過錯的投胎者，一個尊嚴和上進心卻完好無損的年輕人，僅僅因為出身而天然地被剝奪升學、參軍、招干以及諸如此類的一切等機會，那是一種什么樣的古老歧視？

最可怕的是，這種歧視甚至滲透到了生活最終端的具體細節，讓每一個當事人背負從天而降的政治原罪。

筆者當年在江西插隊時，村里有一個富農的兒子，因為難以娶到媳婦打著光棍。有一天，我們幾個知青興沖沖去他家、敲開門的一霎那，我看到了一個永生難忘的眼神：極端封閉自卑的他勉強微笑中那掩飾不住的緊張、恐慌和乞憐，令人心疼的眼眸里折射出的是一個無可逃遁的巨大宿命，一個無助而絕望的滴血靈魂。

很多年以后，歷史也許很難查考那些淹沒在歲月里的人生至暗。人類匆匆向前的腳步也可能忽略被鐵蹄踐踏過的無辜青草，但它就像被齒輪碾過一樣，曾經那么真實地烙燙在一個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一天的生活里。

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開始，以階級出身為主要衡量指標的政治審查逐漸淡出歷史，橫亙在數以億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面前的歷史柵欄轟然倒塌，這也許是對2000年前孔子“有教無類”和1000年前相對公允的科舉考試的一鍵恢復，這是最清脆的對無數絕望心靈的一聲驚雷般的解鎖。

是的，我們曾經贊賞美國黑奴制的廢除、我們歡欣鼓舞于婦女選舉權的開禁，可我們很少會公開慶幸，那些曾經深深插入我們生命的銹跡斑斑的出身標簽，那看似天經地義的荒謬刺青，竟然如此不堪一擊地消失于無形。

上圖所綻放的不僅是億萬張發自內心的笑臉，更是源自靈魂深處即將噴涌的智慧巖漿和天地初創期所積蓄的最原始動力。

通過高考所釋放的，是全國范圍內封凍了幾十年的階層流動性，改革讓千萬個饑渴的靈魂通過努力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種努力又使偉大而古老的祖國恢復了青春的模樣。

從戶籍制等人身依附中解放出來

如果說，高考的流動性釋放，可以讓張文宏、王行環（武漢中南醫院院長）這些偏遠農村的放牛娃躍遷為國家的錚錚棟梁，那么，相對剛性的戶籍制、檔案制、屬地管理的改革則更是把幾億農民從阡陌地埂極大地釋放出來。

看上去這是一次人類歷史上最宏偉的工作遷徙，實質卻是億萬鮮活的生命自由而偉大的東征。

長期以來，即便一個村支書、生產隊長，也擁有對全村所有村民無可爭辯的絕對管轄權，得罪了村長，就等于得罪了整個世界，因為你不可能在沒有介紹信的情況下另謀生路。一個沒有身份、沒有檔案、沒有介紹信的人，幾乎就等同于一個絕望的逃犯。

也就是說，你甚至連背井離鄉、風餐露宿的最后一點權力都已經被剝奪殆盡，這才是對立于蒼茫天地間一個個偉大生靈最最殘忍的終極鎖定。

改革開放多年以后，我在同濟大學北樓一個教室門口，看到一張貼著的A4紙，那是學生手寫的鼓動班級同學一起去旅游的幾句歌詞：

跟我走吧

天亮就出發

夢已經醒來

心不再害怕

有一個地方

那是快樂老家……

對一個當年“生活的腳步困居在偏僻的異鄉”的插隊知青來說，真是滄海桑田，足以淚目。

表面上，改革開放前，特別是四人幫時期，嚴格的戶籍制、屬地制、檔案制、是對幾億農民自由遷徙的空間制約，但歸根結底，是對人類自由本質的系統性、體制性侵奪。只有在這個維度上，才能更深刻地感知改革開放的解放意義。它所釋放的不僅是整個國家經濟建設最深厚的人口紅利，更是整個中華民族最長遠的精神紅利。

因為，在本質上，它所釋放的是公民謀生權背后更普遍的自由選擇權。作為社會生產力最核心、最活躍的要素??勞動者，能否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正是從奴隸到自由人的決定性一步。這一步就像這塊土地兩千年來第一次在個體意義上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一樣，完成了人的流動性最宏偉的解放。

而人的解放所煥發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必然帶來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物質的極大豐富又必然帶來消費者更加廣闊的選擇權，選擇所導致的競爭又極大地促進了產品（比如手機）的多元裂變。生命和整個社會終于在良性循環下，以它最該有的模樣實踐著亞里士多德兩千多年前的預言：

“在歷史的進程中，存在著一種漸進、而又穩定的潮流??權力逐漸轉移到大眾手中”。

改革開放也許是中華民族兩千年歷史上極為珍貴一段經歷，是中國人民理性精神和自由品格最富有世界意義的進步。

我們深信：比高樓大廈崛起更重要的，是理性和常識的回歸；比商品堆積如山更珍貴的，是尊嚴和自由的重建。

歷史不能，也絕不會走回頭路。即便人真的可能兩次踩進同一條水溝，也絕無可能兩次墜入同一個深淵。

那是因為：改革開放帶給我們的，主要不是燈火闌珊的不夜城、甚至也不僅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感，而是那些留在我們自由而奔放的靈魂里的，如同河流留給山川的、潤物細無聲的永恒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