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自治區*巴特爾：損害生態環境終身追責

據報道，內蒙古是我國北疆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生態屏障，在新的發展時期，如何找準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路徑，成為內蒙古全區在“十三五”時期的主要任務。內蒙古兩會年初剛剛開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和自治區*巴特爾闡述內蒙古未來五年的發展新思路。

內蒙古自治區*巴特爾在今年年初的內蒙古兩會上指出，內蒙古是欠發達的邊疆民族地區，綜合經濟實力還不夠強;產業結構重型化特征較為明顯;經濟增長動力不夠協調;生態環境還比較脆弱。但綜合分析，機遇大于挑戰。

巴特爾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和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加快，為我區調整結構、補齊短板、擴大對內對外開放帶來了寶貴機遇。

“十二五”期間，內蒙古實現了由“一煤獨大”向產業多元的轉變，煤炭對工業增長貢獻率下降，裝備制造、高新技術、有色金屬和農畜產品加工貢獻率顯著提升。

巴特爾表示，今后五年，要堅持發展第一要務，推動產業發展向中高端邁進，基本形成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

如何加快轉型升級，解決結構矛盾、緩解環境資源的壓力?巴特爾說，內蒙古將著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戰略新興產業。

巴特爾表示，鼓勵煤炭、電力、化工、冶金、建材企業橫向聯合，對資不抵債、連年虧損、扭虧無望的“僵尸企業”，加快兼并重組或依法破產清算，退出市場。

節能減排，走綠色發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內蒙古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依據主體功能區規劃，加快劃定生態紅線。

巴特爾表示，實施排污許可和排污權有償使用制度，提高排放成本，倒逼企業減排。建立環境保護督查機制，實施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度。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表示，要筑牢北疆生態安全屏障，實現綠色富區、綠色富民。

王君表示，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不斷滿足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的新期待，努力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政協委員：建議兒科發展不好的醫院評級一票否決

在2017年四川省兩會期間，華西都市報連續報道的“兒科醫生荒”現狀，引起了省政協委員們的熱議。2月24日，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視員宋毅回應：教育部將兒科學專業化教育前移，力爭到2020年每省(區、市)至少有1所高校舉辦兒科學本科層次專業教育。

在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人社廳副廳長羅良娟看來，高校開兒科本科專業還是解決不了兒科醫生荒問題，她正式遞交了一份《關于加大兒科醫生培養和使用》的提案，建議把兒科發展納入當地衛生事業發展的一個硬指標，譬如，對兒科發展不好的醫院在評定等級時可以進行一票否決。

現狀：基層兒科醫生尤為緊缺

羅良娟本科最初所學專業就是兒科，她對兒科醫生這個群體非常了解。在工作中，她也常聽說兒科醫生緊缺。當她聽說閬中市人民醫院在招兒科專業本科生，開出5萬元的安家費都沒有人前來應聘時，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由于國家調整專業時，絕大多數本科沒有兒科專業，這會讓本科學兒科的醫生更稀缺，哪里都想搶著要。”羅良娟說，既然哪里都搶著要，這些人留在大都市的動力就會更大。至于學兒科的研究生群體，要想讓他們落地基層就更不現實了。

兒科醫生的俏，只會進一步加劇基層兒科醫生的緊缺。

擔憂：兒科醫生能否堅守下去?

2月24日上午，在國家衛生計生委與教育部聯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視員宋毅說：教育部將兒科學專業化教育前移，力爭到2020年每省(區、市)至少有1所高校舉辦兒科學本科層次專業教育。

“解決了本科階段培養兒科醫生問題，也不一定能解決兒科醫生荒的問題。”羅良娟說，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何兒科醫生不愿意堅守的問題。

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兒科醫生面臨交流難度大、勞動強度大、風險大、要求高、收入低和執業環境不好等問題。

羅良娟擔心，雖然高校本科教育階段兒科恢復了，能否吸引優質生源報考?即使有人報讀兒科，能否在這個領域堅守下去?

建議：醫院評級實行一票否決

為了吸引人才往兒科醫生方向發展，為了緩解全面二孩背景下的兒科醫生荒問題，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羅良娟正式遞交了一份《關于加大兒科醫生培養和使用》的提案。

提案中，羅良娟建議：國家衛計委和醫院在制度層面上提高兒科醫生的待遇，保障兒科醫生的收入在醫院至少處于均水及以上。用方醫院在考核兒科時，要回歸公益屬性，讓兒科醫生有更多獲得感，體面執業。

兒科在醫院的收益處于最低的那幾個科室，如何調動醫院提高兒科醫生的積極性?羅良娟還建議政府對醫院的考評時，要把兒科發展納入當地衛生事業發展的一個硬指標，譬如，對兒科發展不好的醫院在評定等級時可以進行一票否決，通過考評這個指揮棒提高醫院發展兒科的積極性。

一份調查

博士兒科醫生月薪7000元

全國兩會前，羅良娟前往我省一家三級甲等醫院進行了調研。她了解到，這家醫院醫生的收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工資，還有一部分就是獎金。

以職稱為初級和副高級的醫生為例，該院財務部提供了一組這樣的數據：一個工作五年的初級職稱醫生，本科學歷基本工資2280元，碩士學歷2680元;工作十五年的副高級職稱醫生，本科學歷基本工資2960元，碩士學歷的基本工資3360元，博士學歷的基本工資3760元。從各科室收益情況來看，兒科的收益是排名倒數第三。

醫院為了激勵兒科醫生，按全醫院均獎金給兒科醫生發獎金。均下來，兒科醫生每個月的獎金是3000元左右。以一個工作五年、本科學歷的初級職稱醫生為例，每個月收入只有5280元。兒科醫生最高收益為均獎金的1.2倍，如此算來，一個工作十五年、具有博士學歷的副高級職稱醫生的獎金為3600元，加上基本工資月收入7360元。

一份行動

西南某省征求醫院意見：提高兒科醫護人員待遇

最，西南某省的衛計委正在廣泛征求醫院的意見，準備把優化內部績效工資考核分配方案納入醫院可持續發展的考核中，意見稿中提出其中兒科專業臨床人員績效收入要高于全院均水至少20%。

華西都市報記者采訪了3家醫院，其中，兩家醫院的相關負責人都說，這一項是今年新增加的內容。對此，醫院并沒有太多異議。

不過，也有一名不愿意具姓名的醫院負責人反問：請問錢從何來?這位負責人認為，把其它科室掙的錢用來補貼兒科，容易產生矛盾。這位負責人建議：由財政投入一些資金用于保障兒科醫生的部分收入。

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取消中考：擠占素質教育時間

“建議將現行的9年義務教育制度延長為12年義務教育，將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納入義務教育范圍，推行高中階段(含普通高中、職業高中)的全免費教育。”

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特級專家，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導何水法提出了上述建議。

“中學階段正是孩子身心發展的重要時期，生理上正處于青春期最為活躍的時期，心理上是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最為重要的時期。然而，我國現行義務教育止于初中階段，嚴峻的中考壓力將教育指向了唯分數的升學考試。為了考入所謂的‘重點高中’，大部分的初中學校壓縮教學進度，三年初中課程二年半即上完，孩子們提前備考，嚴重的校外補課使得休息時間被大量擠占。而中考對‘副科’(歷史、音樂、美術等科目為主)的輕視，也讓本應屬于孩子的副科教育時間被占用，這不利于提升孩子的綜合素質。”何水法說。

何水法曾對藝術類考生做過一項調查，很多能夠考取高分的藝術類考生，綜合人文素養卻不一定很高。追蹤他們的“學藝”之路，發現他們往往是半路“出家”從藝，在提升綜合素質關鍵時期的初、高中階段，基本都是在不停地做題和繁重的重復考試中度過。

在何水法看來，年來，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當前完全有能力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實行12年義務教育。“我們要積極發展教育事業，通過普及教育，啟迪心智，傳承知識，陶冶情操，使人們在持續的‘格物致知’中更好認識各種文明的價值，讓教育為文明傳承和創造服務。取消中考，真正落實素質教育，無疑將對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何水法建議，取消中考，將教育的指揮棒真正指向素質教育。實行普通高中就入學，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統籌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同時，實行公辦學校校長教師交流輪崗，杜絕設立重點學校、重點班，讓孩子真正享有等的教育機會。

人大代表趙冬苓：條例升為法律前只能減稅不能加

不少人知道趙冬苓，是因為她的編劇身份，比如電視劇《紅高粱》。而在另一個身份全國人大代表的履職過程中，她成功“跨界”。

2013年，趙冬苓聯合31位代表，提交《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議案》。這份議案也被稱為當年兩會“最有含金量的議案”。

，趙冬苓再提議案，希望5年內稅收立法權收歸人大，建議有關方面給出路線圖和時間表。

兩份議案，使稅收法定原則廣受關注。

2017年全國兩會上，對立法法的修改高票表決通過。事關民祉的“稅率法定”條款重回立法法，并最終通過。全國人大明確表示，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今年議案】

稅收法定權力若下放應給地方人大

記者：你對目前稅收法定的進展怎么評價?

趙冬苓：國家提出的目標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時間很緊。原則上是沒問題了，很大的程度在于怎么落實，會不會走過場。

記者：那么對于稅收法定原則的具體實現路徑，你有什么建議嗎?

趙冬苓：立法法通過之后，一度覺得問題好像解決了。但專家又指出了新的問題，又有新課題需要探討。首先我建議全國人大成立預算委員會，充實專業力量，專攻這方面的問題。有些觀點稱，想把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我想權力下放的話，也應該下放給地方人大，不能給政府。

在這個問題上，人大預工委也和我交流過。實現稅收法定，首先以后的稅收要經過立法，現在通過條例收的稅不能不讓收了，而是要上升為法律。那這個過程，是直接上升為法律，還是要經過論證?只走一個形式意義不大，法律要經過充分論證。在沒上升為法律之前，我提出只能減稅，不能加稅。

記者：今年你還會繼續關注稅收相關的問題嗎?

趙冬苓：會。去年我提的預算委員會的問題，全國人大解釋了一下現狀，主要是牽涉到機構改革比較復雜，暫時沒有解決的條件，但我還想繼續提，繼續呼吁。因為有專家告訴我，廣東已經有很多市成立了預算委員會，而且運行得很不錯。

【關注契機】

“國五條”后樓市爆棚引發對稅收關注

記者：稅收法定是專業性很強的一個話題。你作為一位編劇，為什么會成為這一領域的民意捍衛者?

趙冬苓：機緣巧合吧。2013年我剛當選人大代表，恰逢“國五條”實施，許多地方二手房交易市場爆棚，夫妻甚至為此離婚。這個現象當時引發了我對稅收問題的關注。“國五條”是完全合法的，但各地在實施過程中也顯示出一些不嚴肅性。

記者：為了“跨界”，你進行了怎樣的知識儲備，做了哪些調研?

趙冬苓：我是外行，第一個議案的起草是在財稅專家的幫助下完成的，北大的劉劍文教授親自幫我修改。從那之后，“人找人”的，不知不覺我就認識了很多財稅專家。

記者：所以你覺得人大代表的專業背景是否重要?

趙冬苓：我覺得從人大代表的產生方式來說，代表都擁有一定的專業背景是很難的，大部分代表不可能是專家，專家的數量太少了。

從人大的角度來講，談到稅收立法時，也會有專家說你把稅收立法權給人大，人大也沒有這種力量啊。確實人大代表的產生、構成、制度設計中，缺乏這方面的專業力量。所以后來我和一些學界的人商量，建議人大成立預算委員會，充實這方面力量。

記者：關于稅收法定的議案，你跟主管部門、比如政府官員接觸和溝通過嗎?

趙冬苓：完全沒有。這幾年我提任何建議，都沒有征求過政府官員的意見。我覺得我是人民的代表，我要代表的是民眾、社會、學界。

【推動過程】

親歷“一場立法的民主實驗”

記者：立法法通過前后，經歷過重大的條文變動，你所倡議的“稅率法定”等條款在三審稿中一度被刪。當時你是怎樣的感受?

趙冬苓：立法法修正案二審稿出來時，我正在山東，看了之后覺得非常詳細，議案的都體現出來了。我樂觀地認為這已經是塵埃落定了。結果，三審稿一出來，關于稅收法定的條款變化很大，特別模糊和籠統。

記者：稅率法定是否寫入立法，在你看來是一個關鍵問題?

趙冬苓：首先收稅要合法地收。另外大家關注稅率問題，大家都在說稅比較高，是高還是低，要由專家說了算。但在立法法里，應該堅持稅率由人大來確定。不能是制定了一個房產稅，通過了，但是稅率多少，不管了。

記者：于是你堅持反對三審進行簡化修改，你那時有“勝算”的把握嗎?

趙冬苓：如果說我做了什么事情，一個就是在代表團會議上發言，提出了我的觀點。然后我找到了幾位人大代表簽名，提出了一份議案。

到正式表決以前，有一個修改之后的方案發給代表，是幾頁紙。當時我正在參加小組討論，一進門，馬上就有人把幾頁紙塞到我手里，嘴里喊著“改了，改了”!

記者：在爭取其他代表支持的過程中，你有遇到什么阻力嗎?

趙冬苓：最初稅收法定的議案，加上我一共是32個代表。我事先要做一些功課，大概圈定一下哪些人可能會簽字，哪些人不會簽。比方說我傾向于找企業的代表，因為他們對稅的問題比較關注。我一開始刻意地回避了政府官員。但實際上有些是我多想了，很多官員都愉快地在議案上簽了名。

★新聞內存

為何現行稅種開征多以國務院名義頒布?

稅收來源于公民的私產，由私產轉換成國家財產，必須經過合法的途徑。征稅權必須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定相關的法律。但我們在日常所看到的稅種開征，往往都是以國務院名義頒布，有時甚至是由國務院組成機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簽上報國務院頒布實施。

目前，在中國的18個稅種里，只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3個稅種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其余大部分均以行政法規形式頒布。

我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1984年和198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兩次授權。198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改革工商稅制和發布試行有關稅收條例，第二年，全國人大又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規定或條例。

政府部門在稅收事務上的決定權從某種程度上講就來自這兩個授權，其中1984年的授權于2009年廢止。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的進一步完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稅收授權立法已顯得“不合時宜”。專家普遍認為，過量、不當、失范的稅收授權立法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導致了行政權力的膨脹，延緩了財稅法治的進程，比如易形成“部門立法”的弊端。除在法理上面臨的困境之外，也使得稅負水在多年來一直引發社會各界的熱烈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