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輔機構：招募尖子生做宣傳“續課”成考核指標

大班課每學期3000余元，“一對一”輔導每課時300元、一期課程5萬多元……記者日走訪多地發現，校外課程輔導班市場火熱，不少教輔機構都打出了“培養出中高考狀元”“學員成績大幅提升”等宣傳標語。

然而，事實上，有些機構專門招募“尖子生”進行免費培訓，主要目的就是在升學考試之后將高分獲得者用作宣傳。南京一家教育機構在其“2017年中考喜報”里突出宣傳的“南京哈佛班”學員，實際上是今年4月份該機構在南京多所重點中學里集中選拔出來的“尖子生”，以免費培訓換取中考之后的宣傳權利。

記者調查發現，不少培訓機構缺乏資質。深圳市教育局最新發布的《深圳市教育培訓機構年審信息公告》顯示，深圳市百格教育培訓中心等多家中小學輔導機構已經不具備辦學資質仍在經營，在經過市或區級教育部門備案的130家涉及中小學生課程輔導機構中，包括全國連鎖的龍文教育在內的20多家課程培訓機構2017年年審不合格。

一些培訓機構所宣稱的“名師”們，很多沒有取得教師從業資格，有的甚至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一位教育培訓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很多輔導班大肆宣揚的名師，有的只是掛名，一年來上一次公開課，有的只掛名從未上課，有的甚至直接造假。

很多家長將孩子送到市場化的課程輔導班是為了查漏補缺，迅速提高成績。然而不少家長反映，一旦進入課程培訓機構，往往會被不斷延長學習時間，直至中高考結束才能“脫身”。

記者獲得的“學而思”內部資料顯示，公司對班主任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就是續費，只有完成規定的續費量，并超額完成基準量的71%，這項考核指標才能獲得滿分。

“精銳教育”發布的班主任招聘信息顯示，班主任的學歷要求僅為大專，而班主任工作的第一項職責，就是“對所帶在讀學員提供高水的服務，促使學員繼續購買課時，并促使學員推薦他人購買課時”。據就職于某高校旗下教育培訓機構的一位班主任透露，在暑假高峰時段，班主任的月收入有的可以達兩三萬元。

這些課程輔導機構會采用多種手段提高簽約率。記者走訪發現，一些機構并不公開課程價格，而是先對潛在學員進行免費測評，再制訂相應的課程計劃，最后再給出動輒數萬元的培養方案。

在不少學生家長看來，這種先測評再定價的模式，是“因材施教”，然而在培訓機構內部，這只是一種營銷手段。有業內人士在介紹經驗時將這種模式叫做“假設成單法”：通過制訂“課程計劃”，可以將家長從“買還是不買”的決策者轉變成“購買什么樣的課程”的選擇者，“這將有效提升家長購買課程的幾率”。

一些機構以“承諾提高XX分，達不到就退還學費”招攬生源。然而年來，學員升學考試沒有達到協議成績而輔導機構拒絕退費的事件頻頻發生。北京的廉某曾與一家名為“瀚林新思維教育”的機構約定，“如果中考時廉同學未達到北京地大附中等5所學校中任何一所學校的錄取分數線，則全額退還培訓費”，在花費了12.6萬元后，廉某沒能考取其中任何一所中學，最終因退款糾紛與培訓機構對簿公堂。

專家認為，作為正規學校教育的補充，市場化的課程培訓機構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社會輔導機構僅以分數為目標，強化了基礎教育的功利性。“家長不惜重金讓孩子參加各類課程輔導，固然出于考試升學的現實壓力，但也需要分清主次，過度依賴課外輔導在某種意義上顯得本末倒置。”安徽大學社會學教授范和生說，“學校也應該在教學中更為科學合理安排課程，提高教學效率。”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認為，火爆的高價輔導班是應試教育的產物，但教育的內涵遠遠不止考試分數那么簡單。“從孩子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對課外輔導機構的過度依賴不利于自主學習和自主管理能力的培養，而長期沉浸在文化課程的灌輸學習中也不利于孩子綜合素質的提升。”

招生中介：

考生信息成“搖錢樹”

借開放資源“低分高錄”

如果高考成績不理想，此時有人打來電話說，低分也能進名校，你會信嗎?今年8月以來，陜西、四川、湖北、貴州等地大批高考考生就頻繁接到此類“招生”電話，這樣的“招生”甚至在高校開學后仍未停止。低分進名校，是徹頭徹尾的騙局陷阱，還是真有其事?

警方調查發現，武漢一招生中介掌握了約10萬條被泄露的高考考生信息，雇傭話務員推銷“名校本科”教育，承諾能拿文憑。

據武漢市公安局洪山分局民警介紹，這些話務員被招生中介公司安排在武昌區廣八路一所名為“高光畫室”的屋內，每天按照中介提供的名單，給全國各地考生撥打招生電話，目的是說服低分高考考生，通過他們到武漢大學讀本科。

按照中介公司約定，兼職話務員每月底薪約2000元，招到1到2個學生，每個學生獎勵500元;招到4個學生，每個獎勵700元;5個以上每個學生獎勵1000元。

民警在“高光畫室”清查出約5公斤重的紙質高考考生信息，包括考生姓名、考分、學校、家庭地址和電話等重要內容。經清查，這些信息涉及陜西、四川、湖北、貴州等13個省份約10萬名高考考生。

業內人士介紹說，拿到考生信息是中介行業最基本的前提。一些信息來自同行業內的共享，很大一部分則是網上購買。10萬條信息標價1萬元，打包買有時一分錢可以買一條。

記者利用QQ群搜索“考生信息數據”時，出現了“考試考生名單信息數據”“收購考試考生名單數據”“高考考生信息名單電話”等數十個販賣和收購考生信息的群。

在其中一個QQ群，記者提出購買信息，結果收到20多名陜西某地五中考生信息，有分數、姓名、考號及電話。記者核實后發現，這些信息都是2017年真實的高考考生信息。

中介如何用考生信息招生斂財?知情人士介紹，中介一般都自稱是招生院校或省招辦某領導的熟人，聲稱有辦法、有門路，實際上這只是幌子。中介私下巧借高校師資、教室、操場等公共開放資源，找人冒充“班主任”單獨接待“招錄”到名校的“新生”，收取和統招本科生相同的學費。

繳費“入學”后，“班主任”按照院系公開的課程表，組織學生去旁聽統招本科生公開課，和統招生一起參加班級活動，期末考試則在“班主任”選定的單獨教室內進行，單獨出成績。

一些有“能力”的中介，甚至與一些高校內部人員串通，安排他們住進正規學生公寓，制造假象蒙蔽學生和家長，騙取學費。

記者撥通名為“武漢大學自考雙證教育中心”機構的電話，自稱“李老師”的人說，只要每年按照學校規定交學費和一定考試費，就能像統招本科生一樣，在武漢大學上課、考試，拿到的文憑除了加蓋一個自考本科外，和統招本科生文憑沒兩樣。

經記者核實，武漢大學并沒有所謂的“自考雙證教育中心”機構。武漢大學本科招生處相關負責人表示，武漢大學自2007年開設反詐騙專欄至今，至少曝光了20多條像這樣涉及武大的詐騙信息。武漢大學招生工作嚴格按照國家政策執行，絕不存在任何國家政策之外的招生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記者在調查時發現，也有一些中介承諾的“低分進名校”不是純粹騙局，而是偷換概念的招生伎倆：中介利用大學學位制度和法律監管的盲區，巧借高校公開免費資源，形成了一條完善的地下招生產業鏈。

據了解，經教育部門批準，一些高校開放了“第二學士學位”，只要具備任何高校的大學本科畢業證和學位證，就可申請該校“第二學士學位”，拿到該校的學位證。

通過中介到武漢某高校“借讀”的王華(化名)告訴記者，中介對被招來的學生謊稱是通過特殊途徑上的大學，在學生“借讀”期間，中介安排組織自考教育考試，取得其他高校的本科畢業證，一年后再申請學士學位證。等有了本科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就組織參加知名高校開設的兩年“第二學士學位”教育，拿到蓋有名校印章的“學士學位證書”。

王華說，她認識的幾位老鄉就是通過中介的這種操作拿到了武漢某名校文憑。一些家長對學歷、學位區分不清楚，不知道還有“第二學士學位”這樣的國家正規招生途徑。家長覺得，只要有張名校文憑就可以了，一般不會找中介的麻煩。

武漢一些高校負責人表示，中介招生還存在法律監管上的漏洞。高校也是招生詐騙的受害者，但按照有關要求，目前招生詐騙案件只能由受害人自己報案，高校則配合公安調查。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教授范先佐認為，糾正當前招生中介存在的亂象，一方面要加強對高考生信息的保護，從源頭上防止信息泄露引發詐騙案件。另一方面要完善高等教育學位制度，既要鼓勵有能力的人自學自考，也要避免被不法分子投機取巧牟取暴利。

此外，有專家認為，一些中介之所以能在高校校園組織學生聽課，在大學教室內考試，說明高校管理也有漏洞。今后高校管理部門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包括加強教室使用登記制度，增強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熟悉，不給非法中介可乘之機。

民辦高校：

違規合作辦學

私下調劑學籍

在學校上了一段時間學，竟意外發現學籍在另一所學校。這樣的怪事發生在了云南新興職業學院的234名學生身上。這一學籍掉包事件引發了人們對民辦高校亂象的關注。

日前，多名云南新興職業學院大專學生，在大理分校各自完成2至3年的學業后，返回昆明校本部繼續完成未來的學業時，卻被告知他們的學籍不在校本部，而是遠在云南文山的三鑫職業技術學院。

記者赴學校采訪了解到，此次學籍被“掉包”事件共涉及該校2012級、2013級的護理、口腔、康復、檢驗等六個專業234名學生。

得知這個消息時，2013級的小維(化名)當時就呆住了。她告訴記者，當年錄取通知書上分明印著云南新興職業學院與云南大理農業學校(2017年升級為大理農林職業技術學院)聯合招生，而當年招生的張老師、鄭老師曾告訴她在大理農校上兩年學后，可回到校本部上學。在回校本部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學籍在三鑫職業技術學院。

“沒有學籍就像沒有身份，感覺兩年學白上了。”小維說。

小維介紹，新興職業學院是一所老牌醫藥專科學院，以醫學專業見長，在省內同類學校中小有名氣，就業率一直較高，這也是同學們在乎學籍是否在新興學院的重要原因。

學籍是如何被掉包的?記者調查發現，這是一起民辦高校違規合作辦學招生，并私下調劑學籍的典型案例。

新興職業學院院長關祥祖介紹，由于就業好，學院每年招生指標都能招滿，2011年底學院張老師和鄭老師說，他們與大理農業學校關系很好，想在大理開一個辦學點，他就支持并委托兩位老師前往大理洽談。

之后，新興學院與大理農校簽署了聯合辦學協議，聯合辦學時間為2012年3月到2017年3月。記者看到兩校在2012年簽訂的辦學協議復印件，上面寫著：成立云南新興職業學院五年一貫制大專“云南省大理農業學校教學部”項目，前三年在大理農業學校就讀，后兩年在云南新興職業學院就讀。

大理農林職業技術學院院長李汝剛說，與新興學院合作辦學以來，他們學校只提供住宿和日常生活管理，招生、管理和教學都是新興學院派老師來負責。

隨后，2013年教育部下發文件，嚴格規定醫學專業不能與非醫學專業的學校聯合辦學。當時關祥祖口頭通知了張、鄭老師停止招生。“我現在后悔當時沒有跟他們簽停止招生的協議，結果他們沒有剎車，仍然繼續招生。”關祥祖說，兩位老師在2013年11月已經從學校辭職了。

三鑫學院院長李慧林告訴記者，當年新興學院招錄考生過多，三鑫學院又有指標空缺，因此學院就作出承諾幫新興學院解決學生的學籍問題。新興學院將這些學生信息匯總后交由三鑫學院錄取、辦學籍，還說以后再給這些孩子轉學，后來大家都很忙就把這事耽誤了。

學籍“掉包”事件引發糾紛后，云南省教育廳組成調查組初步調查證實，該事件是由云南新興職業學院與大理農業學校違規合作辦學，云南新興職業學院和云南三鑫職業技術學院不嚴格執行國家招生政策、違規招生引起，具體情況正在進一步核實中。

“學籍掉包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從表面看是民辦高校的生源不足所面臨的發展困境，而實質上是一些民辦高校打著‘聯合辦學’‘合作辦學’的幌子，搞利益分賬。”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羅志敏指出，在招生工作中，保障學生、家長的知情權、選擇權是必須把握的底線。

云南凌云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春光指出，生源和招生指標是民辦高校的生命線，每招一個學生就有一定利潤，招得越多辦學收益就越高。現在大多數民辦高校的招生計劃完成率與學生報到率低，招生老師就會使出渾身解數招更多學生來補足，一旦指標完成不了，就打著合作辦學的名義把指標倒賣給其他學校。

羅志敏建議，應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高校招生自查自糾行動，除了核查是否存在學籍違規掛靠現象之外，還要重點就各高校招生計劃的管理情況、招生錄取手續的辦理情況、招生信息的公開情況等進行核查，進一步細化招生、學籍管理方面的工作要求，把責任落實到人。對一些辦學條件不達標的學校，要予以“關停并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