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觀后感：

包公以清廉剛正形象傳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見到秉公辦事、堅持正義的官員，便常用“包公再現”、“鐵面包公”等話語表示肯定，在自己碰到糾紛或官司之類的麻煩事時，也總是希望能遇到像“包公”一樣的好官、清官。這就是在許多普通百姓心目中存在的“清官情結”。

包公之所以能給世人留下清官形象，除了他清正廉潔的作風外，更主要的正是由于他始終堅持大宋吏律，不唯上，不唯權，敢于不畏權貴，伸張正義。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他能堅持做到依法行政。

因此，面對“清官情結”，我們既要看到民眾對官員清廉正義、剛正不阿的外在要求，同時更應該看到這情結背后所隱含的要求領導干部依法行政、依法辦案的法治意識。其實，正是由于這種意識，才分外凸顯出包公在當今社會依然值得緬懷的價值。

在當前的法治社會里，我們評價一個領導干部是否盡職盡責，關鍵是看他能否堅持依法辦事。尤其在今天我們的各項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健全的情況下，如何依法辦事、能否依法辦事更是對干部提出了挑戰。長久以來存在于人們心目中的“清官情結”，在當今時代其實更應該解讀為要求領導干部秉公執法、依法行政的“法治情結”。

面對包公像起誓，在形式上體現了后人對先賢的崇尚，表現了一種學習的姿態。對于走向和諧與法治的今日中國來說，筆者衷心希望這種學習姿態真的能在全社會化為具體行動，并且深入精髓，領會包公身上真正值得體會的法治意識。

包公精神及案例：

生事跡

包拯，生于北宋咸二年(999年)。(在《鍘包勉》和《包公賠情》等戲曲里，說包拯從小受父母遺棄，由包拯大嫂帶養成人，這不符合歷史實際。事實上，包拯的幼少年時代，深受父母寵愛和教養。)

官場生涯

包拯長大后，也極為孝順父母。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曾經彈劾包拯“素少學問”。這里的“學問”，主要不是指讀書和文化水，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歐陽修其實不是貶低包拯，而是認為包拯“少有孝行，聞于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應該給他以更合適、恰當的官職。包拯的青少年時代，也曾刻苦讀書，所以在他二十九歲時，終于考中了進士甲科。按照宋朝規定，考取進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縣(今江西永修)任職。但包拯認為父母親年事已高，應該盡孝奉養雙親，因而請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縣)做官。但是，父母親希望兒子在自己身邊，包拯便決定辭職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雙親去世，包拯守喪期滿，仍不想離開故土。當時，這種封建孝道，受到家鄉人的稱道。年，安徽合肥發現了一塊包拯為父親包令儀立的神道碑。碑上陰刻篆書“宋故贈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貴文物，又是他力盡孝道的見證。

由于家鄉父老的勸告，包拯才離開家鄉，離開父母靈地，到天長縣(今安徽天長)任知縣。這時，包拯已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廣東肇慶)。端州出產一種有名的硯臺，叫端硯。端硯每年要向朝廷進貢。由于當地官吏和豪紳等層層加碼克扣，端硯的產量雖多，卻變成了百姓的沉重負擔。包拯下令豪強官吏，不得貪污，只能按規定數量，向朝廷進貢。而他自己，直到離開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硯。

或許由于包拯這種鐵面無私的性格，被大臣們賞識，所以朝廷于慶歷三年(1043年)將包拯調到首都開封。這是自從進京考試之后，包拯第二次來到京城。包拯被任命為監察御史。當時，監察御史雖然沒有多大實權，但對包拯來講，卻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從此包拯可以直接參與朝政，并且可以對于朝廷各個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議。實際上，包拯在任監察御史期間，確實對北宋的內政外交，提出過許多批評和改進辦法，并且還曾出使契丹(遼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慶歷六年(1046年)夏，包拯調任為三司戶部判官。當時的三司是中央財政機構，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兩稅等，戶部判官協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擔任京東、陜西、河北轉運使，轉運使負責一路(相當于省)的財政、監察等行政事務。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視體察民情，要求朝廷讓百姓休養生息而安居樂業.兩年之后，包拯被召回開封，提升為戶部副使。在此期間，他曾前往河北解決軍糧問題，又曾到陜西解決運城(今屬山西)鹽業問題。在河北，他奏請用作養馬的田地，還給地方和農民。在運城，他改革鹽稅法令，以便利于商販經營鹽業。

出色的工作，利國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天章閣是存放朝廷圖書文獻的地方，待制之銜，有名而無權。包拯又叫包待制，不過是對他的尊稱。然而，知諫院即兼任諫官之職，卻十分重要。諫官的任務是向皇帝進諫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諫官期間，不但對橫行不法的權臣屢次抨擊，而且對時政的許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議。可惜的是，兩年之后，包拯改命為龍圖閣直學士，這也是個虛銜(從此人們又稱他為包龍圖)，并且又一次離開京城，到河北、廬州、池州(今安徽貴池)，江寧(今江蘇江寧)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開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等官職，上升為當時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樞密副使，相當于副宰相之職。但是，年過六旬的包拯，這時已經夕陽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開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別，追認他為禮部尚書，賜謚“孝肅”，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肅。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戒廉家訓》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非吾子若孫也。"他的事跡長期流傳民間，過去小說、戲曲多取為題材。元雜劇已有《陳州糶米》等作品。以后流傳日廣，形成豐富的傳說。遺著有《包孝肅奏議》。

主張改革

包拯所處的仁宗時代，已經不象宋初那樣生氣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費成為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各地出現了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面對這樣的形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對時政進行整頓和改革。應當說，包拯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卻有利于當時的下層人民.包拯之所以為天下百姓所愛戴，原因就在這里。

北宋龐大的官僚機構，冗官成災，包拯認為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不但主張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議提拔“奮不顧身，孜孜于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彈劾“苛政暴斂”的轉運使王逵，而且不畏風險，力主將皇帝的親戚，“凡庸之人”張堯佐免去要職。在包拯看來，“在政府無所建明”的庸之輩，不論其官職有多大，都必須下臺。他曾建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他主張官員年到七十歲必須離職。他揭露不愿離職的官僚，是不知廉駐，“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他主張不能任意封官許愿，即使是恩賜即由父親的功勞而錄用的子孫，也要通過考試。這些，都是為了解決冗官問題。包拯其實并不反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新政失敗，許多官員受到處分，包拯全力為這些敢作敢為的官員嗚不，主張起用他們。

在經濟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張壓縮開支，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苛剝民。當時有一種政策，由政府向城鎮百姓強行購買國家需要的物資，價格比市場價格低。這就成了剝削民眾的一種手段。包拯堅決反對這種害民政策。他列舉陜西強購軍用物資的危害，“前后人戶破藹家產不少”，因而要求廢除這種辦法。包拯建議，國家急需物資應該“置場收買”，以公的價格，自由收購。這一建議，無論對減輕百姓負擔，還是對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運城解鹽問題，也是由于包拯極力支持改革，使解鹽的生產與銷售，由原來官方壟斷，改革為允許商人買賣。這一改革，不僅解除了百姓為政府搬運官鹽之苦，而且同樣有利于食鹽的流通.沈括稱贊這種“通商法”，“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此外，包拯還曾主張方田均稅，即丈量地主豪強的土地，防止他們漏稅逃役。他還曾鼓勵民間采礦煉鐵等等。可見，包拯的經濟和經濟改革，目的在于“寬國利民”。

在宋朝的國防和對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樣主張民富國強，改善邊防措施，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他在出使遼國時，遼國刁難他，他義正詞嚴地據理力爭，不卑不亢。回國后，他立即將在遼國的所見所聞，報告朝廷。他說，遼國在山西北部集結兵馬，聚集糧草，其意圖不可不防。他建議，一定要加強山西宋遼邊境的代州(代縣)、應州(應縣)、雁門關一帶的戰備，以前，遼國蠶食邊境領土，是由于邊防之臣膽小怕事，不敢對抗，如今應該下令邊臣，讓其嚴加防守，不能丟失一寸土地.另外，原來這里的守將，在軍事上是外行，現在必須派懂得軍事的人去領導指揮。朝廷采納了包拯的意見，加強河北，山西的防衛.更重要的是，包拯對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減“老病冗弱”的主張，以利于訓練及加強戰斗力。同時，他還提出加強邊境民間義勇的訓練。宋朝將士經常調動，以防武將專權，但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弊病。包拯認為要改變這種政策，使將官有職有權，不要輕易調動。可貴的是，包拯建議加強國防與軍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負擔為前提。當時中原地區，尤其是河北、山西的農民，苦于運送軍糧，包拯曾提出，在豐收之年，可以購買當地農民糧食，儲備起來，作今后軍糧，減少運輸困難。包拯之主張改革朝政以利國利民，是有其基礎的。他始終認為，普通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過了，不受貪官酷吏欺壓了，國家才能富強和太無事。如果過分榨取，使天下蒼生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那么，不但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封建統治.他之所以主張改革，成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淵源就在于此.盡管包拯的出發點和動機，是為了宋朝天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全然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對被剝削者盡情欺壓的“貪官”來，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人民，總要好得多.那種認為清官比貪官更狡猾，對老百姓更有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剛正不阿

一個人的功過歷史，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譜寫。一旦自己的行為被實踐證明對社會、對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終究會給他以恰當的評價.這評價，恐怕不會以一些暫時的貶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為人民所歌頌與懷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實踐，有利于社會與人民。這實踐，不僅是由于他為當時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個人的道德品質，確實有不少同時代人，甚至后來人難以企及之處。

首先，他為人剛直，既不兩面三刀，更不會搞陰謀.他從不趨炎附勢，看顏色行事，更不說大話，假話。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諱，不怕冒犯皇帝.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諫，公開對皇帝說，我已經老了，而且沒有兒子，如果認為我說得不對，也不要緊，反正不是為了自己想升官發財.幸而宋仁宗倒也過得去，沒有處理包拯，反而說，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說，宮內的親信宦官，權力太大，待遇太多，應該精簡人員和開支.這當然要得罪皇帝的親信左右，招來不測之禍。還好，皇帝說，“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包拯總算碰上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宋仁宗。否則，早巳人頭落地了。這種剛正不阿的大無畏氣概，使當時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臣僚，對包拯都很欽佩。歐陽修就欽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時甚至不顧有關規定和禮節，當面斥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們下不來臺。歐陽修不贊成包拯這種作法，認為包拯剛直有余，“思慮不熟”。其實，因循守舊、無所視事的宋仁宗時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這樣的人。這對于糾正時弊，總有好處。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終究認為包拯不夠理想，沒有提拔他當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職。包拯剛直，卻并不主觀武斷.他既善于調查研究，又樂于聽取別人的意見.他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但當別人指出他的錯誤時，卻能虛心接受。所以司馬光稱道他“剛而不復，此人所難也”。

其次，他大公無私，不謀私利。他一生儉樸，即使是當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慣，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經寫過一則家訓，刻在家中壁上.家訓的全文是：“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就是說，包拯嚴厲要求后代不貪不好，不要欺負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孫，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墳。這一著名的家訓，體現了包拯不謀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這種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來，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動準則.早在廬州家鄉做官時，包拯就以無私而遠聞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親戚鄉里都很高興，認為從此有了靠山.然而，鐵面無私的包拯秉公辦事，即使是自己的親戚犯了法，他也是執法如山.這樣，包青天的名聲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傳播四方，有一個官員，是少數民族，歸顧了宋朝。這個官員對宋神宗說，他聽說包拯是忠臣，我沒有別的要求，請準許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將他改姓名為包順，傳說邊境士兵搶了一位婦女。那位婦女急了，說自己是包拯的孫女。那婦女病了，有一個巫女聽說之后，裝模作樣地折騰一番，便大罵是誰欺侮了我的孫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內將那婦女放了。人們認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頭跪拜之后，立即將那婦女放了。

維護法制

在小說、戲曲中，黑包公是法律與正義的典型形象。這是由歷史上的包拯演化、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不過，歷史上的包拯確實愛民如子，不畏權貴，執法嚴明，因而博得當時和后代人民的頌揚，把他作為受苦受難的救世主。包拯嚴明法紀，當然是為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維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眾的領袖，反抗封建統治的先鋒。但是，在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中有遠見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認識到，對于人民群眾，應該愛護，不要對他們橫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辦事，對百姓任意欺壓。否則，其結果必然反過來動搖甚至摧毀封建王朝的統治，因而從根本上來說，暴政顯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這樣的人.他之所以為人們千古傳頌，也由于他的法律和執法行動，符合人民群眾的要求與愿望.比起貪贓枉法來，兩袖清風，依法辦事總要好一些，對廣大人民有利些。

盡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個被欺壓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狀還是難于上青天。不但手續很多，而且根本見不到官員的面.這樣，官吏豪強狼狽為奸，既可以敲詐勒索，又可以將法律作兒戲。

包拯在開封府任職時，作出了新的規定：大開正門，凡是告狀的，都可以進去直接見官，直接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小事.無論從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講，還是從有助于審理案件上講，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這改革，在我國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進步意義。包拯辦案，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怕權勢，二是為民申冤。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包公。不怕權勢，敢于頂風辦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錯綜復雜的關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權的繩索，把官僚、貴族、豪紳、惡霸們聯系在一起。要沖破這個已經編織好的、保護地主貴族利益的網絡，談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難而上，以不怕身敗名裂的勇氣，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這里舉一個突出的例子。

開封城里有一條惠民河，河的兩岸，既有民住著，也有達官貴人的住宅。包拯任開封府尹時，天下大雨，河水泛濫，淹沒街道，使許多民無家可歸.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濫成災呢?包拯經過調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貴族們在河上筑起了堤壩，將壩內的水面據為已有，種花養魚，并且同自己的住宅連在了一塊，成了水上花園.因此，要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將這些堤壩挖掉，挖掉堤壩，沖走水上花園，貴族們能答應嗎?包拯畫了地圖，拿了有關證據，下令將所有堤壩與花園拆毀。有人自恃權大位顯，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證據，證明他們非法建造水上花園。這樣，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能為皇親貴戚們說話了。包拯不畏權勢，反對以權代法，客觀上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也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社會上的一批無賴，偷盜者，這些人雖無權勢，卻同樣危害人民。包拯對他們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開封的一條小街上發生火災。有些無賴竟然戲弄起包拯來。他們追到包拯面前，問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還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現在要來破壞救火工作，下令把他們統統殺了。

早在天長縣時，包拯就處理過一件偷牛案.有一個無賴，將農家的牛舌割掉了.農民告到官府，包拯對那農民說，你回家把牛宰殺吃了。那農民真的回家把牛殺了。宋代法律規定，擅殺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個無賴到縣里，控告那農民殺牛。包拯大怒，立即審問那無賴，你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無賴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驚：你包拯怎么會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實，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斷：既然有人要害別人，那么別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機告狀，所以包拯叫農人干脆把牛殺了，以引誘割牛舌者來告狀。

打擊權貴與罪犯，維護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減輕農民負擔。包拯任監察御史時，曾出現過一件怪事;轉運使王逵，向皇帝告狀，告的是陳州(今屬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師苛剝農民，多收錢糧。在當時人心目中，任中師廉潔，王逵貪卑，這是否是惡人先告狀?所以要派人去調查。許多人都畏懼王逵的權勢，不愿前往。包拯為弄清真相，為民除害，毅然來到陳州，經過調查，并且掌握了證據，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報告，向農民任意搜括，引起農民不滿與無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將王逵撤職，將多收錢糧還給農民。戲曲《陳州放糧》，就是依據包拯這一事跡，加以渲染、虛構而成的。包拯辦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當時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眾更把包公傳為救世主。他們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關節就是打通關節，如果你找不到打通關節的路，也不要著急，因為有包拯替我們做主。不過，包拯是人而不是神。盡管他辦案注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但他也有失誤的時候。在開封府時，有一個囚犯買通了執法吏人。吏人欺騙了包拯，讓囚犯從輕發落了。這說明包拯也可能犯錯誤，并且勇于改正錯誤。

歷史上的包拯，不愧為值得肯定與歌頌的政治家、改革家與律專家。他為民請命的一生，將永遠使人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