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17年10月1日起在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從2017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業單位實施。

　　“績效工資”即一種將雇員薪酬待遇與個人業績、工作成效密切掛鉤的工資計量形式——工作績效高、干得好，工資待遇就高，反之則低。其反面，正是我們熟悉的“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大鍋飯”工資制。因此，在事業單位全面推行績效工資，有利于充分體現個人的勞動價值和工作技能，實現多勞多得，也有助于單位調動和激勵員工潛能，提升工作效率、節省成本。

　　不過，要使績效工資的上述好處和價值真正發揮出來，恐怕還要進一步斟酌——比如說，事業單位的“績效”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厘清和界定?

　　在我國，“事業”主要是一個與“企業”相對的社會組織概念，是以服務社會公益為基本目的的非營利公益組織，正如古人所說“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而后者則以私益為基本目的和首要出發點，最大程度追逐自身“利潤”實乃其天性。

　　因此，“績效”之于事業和企業的內涵、標準也截然不同。企業績效以企業利潤，利潤高、賺錢多，便是最大的績效。而對于事業單位，一方面，其“績效”必須最大程度地凸顯其社會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潛在的自利性和營利性;另一方面，其“績效”還必須同時依循各自具體行業的內在要求，凸顯其獨特的公益價值。以醫療和教育為例，其各自的獨特公益價值便是：“救死扶傷”和“教書育人”。

　　不得不說，目前我們許多事業單位在這兩個方面都做得不盡如人意——事業“績效”應有的內涵和標準均被嚴重異化、扭曲。仍以醫療和教育為例，一方面，一個時期以來，產業化、逐利化均成為它們共同的特征、趨勢，在追逐自身部門利益及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內在的“公益”本性深度迷失，如教育亂收費的盛行、天價醫療的頻仍，并逐漸糾結成“讀不起書”、“看不起病”的民生困境。

　　另一方面，受制于私益膨脹、公益凋零，醫療和教育的公益特質也不斷蛻變。如“救死扶傷”蛻變為“見錢開方”——或見死不救，或開大處方、過度治療，患者愈來愈成為醫院、醫生眼中牟利的工具;“教書育人”蛻變為教書收錢、收錢不育人，學生也愈來愈成為學校、教師眼中追逐升學率等學績、政績的道具。

　　就此而言，時下我國事業單位并不是不重視績效——比如“大處方”的績效、升學率的績效，并以這些績效來考核員工，只是此績效非彼績效——事業單位理應有的公益績效，而僅僅是自利私益，背棄基本事業倫理如醫學倫理、教育倫理。顯然，以這種扭曲異化的績效作為事業單位實行績效工資的依據，如以處方的大小來判定醫生的工作績效，以升學率的高低來評價教師的工作績效，所能激勵出的“績效”必然與事業內在的本性南轅北轍、格格不入。

　　所以，事業單位全面實行績效工資，不能不首先從厘清什么是事業績效開始，而要保證這種厘清，新醫改、新教改等新一輪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的全面深入、落實到位，正是根本的制度基礎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