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事業(yè)單位人員與國家公務人員有所區(qū)別，不過，因為各類事業(yè)機構資產都屬國有，活動所需經費也大都來自政府撥款，因此，不少人仍將事業(yè)單位工作人員等同于國家公務人員來看待。曾幾何時，研究生為了一個事業(yè)單位的編制，而不惜去當清潔工。而現(xiàn)如今，事業(yè)單位正面臨著一場改革風潮。

差距：在編工資是臨時工的3倍

　　在鄭州一家社科類研究機構工作的張，不是在編人員。“我們屬于全額撥款事業(yè)單位，不管發(fā)多少文章，參加多少學術活動，在工資上基本不會有所反映，主要都是崗位工資。”張介紹，這樣，許多人員都不熱衷科研、學術活動，而是在外邊找個科研課題，或者找個編制城市規(guī)劃、商業(yè)規(guī)劃的活，日子過得很滋潤。“妻子笑話我，說我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遲早會被淘汰的”。

　　張的弟弟在城管部門工作：“我們是事業(yè)單位，說起來非常令人羨慕，其實我只是臨時工。雖然和有編制的人員穿著統(tǒng)一的制服，但他們的工資是我的三倍多。我都有10年工齡了，比剛畢業(yè)的學生也就多個百十塊錢。”

　　張說，編制內外待遇差距過大，嚴重不合理，不利于維護社會公，“為啥干著同樣的活，不能同工同酬，按勞取酬呢?”

差距：不在編的福利和年假都打折

　　王剛也是事業(yè)單位的非編制人員。“我時休息時間也經常被喊去加班，都是義務的。”凡單位發(fā)獎金、加工資，都與他們臨時工無緣，每個月交完社保，每個月拿到手的不到2000元。“每次發(fā)東西，我們臨時工都躲得遠遠的，生怕看見了自己都尷尬。單位組織旅游，臨時工也沒份兒。同樣工作的年限，臨時工的年假都比在編的少幾天。”

　　更讓王剛生氣的是，不在編人員，單位連戶口也不負責解決。“我們單位的在編人員，戶口都在單位人事部門，有了戶口，孩子的入托、上學問題，都能順理成章地解決”。對于不在編人員，單位不管戶口遷移。“我們的戶口，都由省人才交流中心代管，每年要交保管費不說，關鍵是沒有單位戶口，孩子上小學時多掏了2萬元贊助費”。

差距：聘任人員缺乏上升渠道

　　馬明在鄭州一家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工作，多次在國內知名學術雜志上發(fā)表了高質量的論文，自己承擔的科研課題也多次獲獎。按照研究機構的聘任制度，他擔任了科研中心主任，級別為正科級，但這級別只在本單位有效。

　　“我的職務是本單位下發(fā)紅頭文件任命的，工資也享受科級待遇，但由于沒有經過人事勞動部門的認可，若想換個單位，人家都不認。”馬明苦笑著說，為了獲得人事勞動部門的認可，本單位的人事部門多次去跑，但“人家說沒有規(guī)定，不能開先例”。

　　好在他說自己是搞業(yè)務的，對級別沒有多少概念，只要能多做些研究工作，就很滿足了。

　　“像這樣的案例不少。”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樊明教授表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像馬明這樣的心態(tài)，因為解決不了干部身份問題，不少有才華的科研人員去了北上廣，非常可惜。

感慨：想走有點可惜，留下又無前途

　　而在不少事業(yè)單位，雖然走的人不少，但想進來的人更多。

　　“我干的活不少，工資還是那幾個子兒，誰讓咱不是公務員呢?”已經從鄭州市一所中專辭職的趙先生介紹，“在學校里，只要不犯錯誤，只要熬出了職務，熬出了職稱，就進了保險箱。我是熬不住了。”像他這樣，有勇氣辭職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

　　2017年，費了很大功夫才進入鄭州一家事業(yè)單位工作的小張，研究生剛畢業(yè)時，一心向往北上廣，但工作壓力都太大了。

　　小張說，勉強在北京混了半年后，家人托了一個親戚，在鄭州一家事業(yè)單位給他謀了一份工作。“工資不高，工作也很輕松，雖然和自己所學的專業(yè)一點也不沾邊。想走吧，在單位混了兩年，已經沒有了勇氣。”他表示，母親說，還是待在這個單位吧，起碼先用這個身份把個人問題解決了再說，“現(xiàn)在的人，還是很看重事業(yè)單位的，有了這個身份，找女朋友相對容易!”

　　這兩年，也有朋友對王剛說，出來做生意吧，早出來的人都混出名堂了。但考慮了一段時間，還不敢：自己沒錢又沒有本事，好工作找不到，做生意不是那塊料，會成個無業(yè)游民，讓家人笑話。

　　但王剛也說，看到有編制的同事發(fā)錢多，福利待遇好，心里很是不衡。而且，在單位里混的時間長了，發(fā)覺心態(tài)也變了，就是混日子，“這份工作就像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趙先生說，不少事業(yè)單位工作都很輕松，人員就是混日子，明顯是人浮于事，確實需要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