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儒林外史個人讀后感1500字

2024-06-05 22:58:43 大風車考試網

清人吳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不朽的現實主義作品，是中國文學史，個性是小說史上一顆璀璨的諷刺文學明珠。同時，它標志著中國諷刺文學在封建社會末期已經發展到高峰。魯迅曾評價到：“在清朝，諷刺小說反少有，有名而幾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

高中生儒林外史個人讀后感1500字

自《儒林外史》問世以來，不斷有學者對其進行評點，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臥閑草堂本閑齋老人序（簡稱閑序）和臥閑草堂本回末總評（簡稱臥評），但是他們沒有對此書的諷刺藝術進行全面分析。今人吳組緗、姚雪垠等人主要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來評述《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這在他們的文章《（儒林外史）的和藝術》、《試論（儒林外史）的性》中有論述到。而對《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進行全面分析和經驗總結概括的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本文正是沿著魯迅的足跡，從小處著手，對《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加以剖析，在繼承魯迅的諷刺藝術經驗的同時并努力有所發展，一方面使諷刺藝術更明了地展此刻大家面前，另一方面透過分析其諷刺藝術手段，使《儒林外史》所要到達的批判封建科舉制度、封建禮教和封建道德的目的更加明朗。

為此，本文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特性概括為作品題材的真實性、故事敘述的客觀性、人物對象的喜劇性和細節描述的夸張性四個方面，并對這四個方面進行探討和淺析。

一、作品題材的真實性

魯迅曾多次談到：“諷刺的生命是真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即是說諷刺藝術是要建立在真實性的原則基礎之上的。如第三回寫胡屠戶對女婿范進前倨后恭，妙筆連篇，令人嘆賞叫絕，窮形極相地寫出了八股文化所造成的勢利心理對市井人倫的滲透。這種諷刺描述的世態化顯出了極大的真實性。臥閑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總評第三回說：“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競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這是對此書諷刺描述的世態化的極妙評述。惺園退士也贊同此說：“《儒林外史》一書，摹繪世故人情，真如鑄鼎像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而復以數賢人砥柱中流，振興世教。其寫君子也，如睹道貌，如聞格言；其寫小人也，窺其肺肝，描其聲態，畫圖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評語尤為曲盡情偽，一歸于正，其云‘慎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語可謂是書的評矣。”

魯迅在晚年對諷刺藝術的特點概括說：“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夸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務必是藝術地－－寫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群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可見，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之所以獲得這樣的成功，就在于他藝術地寫出了“士林”這群人的“真實”，使之“皆現身紙上，聲態并作”，表現得如此生動、具體，如此逼真。魯迅在其致徐懋庸信中說：“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我們是聽到過的，因為后者須有其事，而創作則能夠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據以綴合，抒寫者，何一非社會上的存在，從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斷，使之發展下去，這便好像豫言，因為之后此人，此事，確也正如所寫。”吳敬梓所寫的正是他自己所處朝代的社會生活。在吳敬梓的實際生活中，以前有過在南京祭祀泰伯祠的事情，經過作者加工，把這些親身的經歷－－也就是當時清朝的政治與社會現實，托之明代以影射當時現實的背景；吳敬梓遵循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原則，描述的是“自所聞見”的熟悉人物，他揮動手中“足以達之”之筆，將這些人物與社會環境聯系起來，以其對現實的較清醒的認識，“托稗說以寄慨”而到達“以公心諷世”之目的，表現出了巨大的諷刺力量。

我們將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加以比較能夠明白，“吳敬梓是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官場丑態，就能格外詳細……李寶嘉歸罪于官場，用南亭亭長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對于官場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徹，所以往往有失實的地方。”這正說明“真實”是諷刺小說《儒林外史》的生命力所在。

二、故事敘述的客觀性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還體此刻故事敘述的客觀性即作者直述其事，不加斷語，讓是非曲直自現于閱者面前。如小說第四回，寫范進在母親新喪期間，與張靜齋一齊跑到湯知縣那里去蹭飯，他不用銀鑲杯箸，也不用磁杯、象牙箸，要用白色竹筷。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又沒有準備素席，擔心他也不用葷酒，那范進就不能吃這頓飯了。沒想到范進拿了竹筷子，直接就伸向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進嘴里。臥閑草堂本回末總評第四回評道：“蓋天下莫可惡于忠孝廉節之大端不講，而苛索于末節小數。舉世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莊語責之，而以謔語誅之。”魯迅對這一段評贊道：“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八股取士制使得讀書人大多不講“大端”而“苛索于末節”。作者之喻意堪稱“深遠”。同在小說第四回，嚴貢生才說“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巧在這時，小廝來找嚴貢生說：“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里吵哩。”謊言立馬被揭穿了，不用作者費筆墨告訴我們嚴貢生是怎樣的人，我們已經從謊言中找到答案了。相反，若作者自己來描繪嚴貢生是怎樣的人則達不到這樣的諷刺和直白效果，描繪文字也會蒼白無力。

再如小說第十四回：吳敬梓對馬二先生游西湖的描述更為生動、逼真。馬二先生知“那西湖山光水色，頗能夠添文思。”可馬二先生真去游西湖，卻是另一番景象。只見他“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大有輕裝覽勝的閑情逸致。然而真實的狀況是他漫無目的地走在西湖邊，能映入他眼簾的是茶亭、酒店和一船一船的女客，他幾乎是看到茶亭就進去坐著喝茶；見到好吃的就“喉嚨里咽唾沫”；碰到游湖的女客就低頭不敢仰視；看到皇帝寫的字就趕緊恭恭敬敬地磕頭；見到書店里有賣自己的八股選本就高興，并且很關心它的銷量；走進“吳相國伍公之廟”，便作揖；到了“片石居”，不賞花園樓閣，只注意有人在請仙，心想：“這是他們請仙決定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及至聽見請的是什么李清照、蘇若蘭等，他想：“這些是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馬二先生游了三天西湖，中間睡了整整一天，喝了七次茶，吃了四次飯，對于西湖的“山光水色”，名勝風物，卻視而不見，無一領會。

這段有名的描述，作者沒有從旁插一句話，全是讓主人公自己行動，而正是主人公自己的行動和語言揭露了他自己靈魂的秘密：愚拙酸腐的迂儒。作者也正是透過馬二先生自己的行動，顯示出他的性格，對他那種迂腐可笑的舉動作了深刻的諷刺和揭露。

三、人物對象的喜劇性

吳敬梓筆下的人物，看似讓人忍俊不禁，實則過后卻讓人有著浮想聯翩的沉思，看似喜劇上演，實則杯具潛伏其后。吳敬梓用喜劇的場面給我們展示的是杯具的人格，并揭示構成杯具人格的原因。

且看小說第七回，寫范進受其師周蕢軒的囑托，到山東上任后，若有他的老鄉荀玫應考，“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范進在發童生案頭一晚才想到此事，而正苦于在落卷中找不到荀玫的名字時，一個少年幕客蘧景玉講了一個老先生不知蘇軾的笑話，其中有這樣兩句“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并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而已中進士的范進愁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這話從一個進士嘴里說出來，不能不讓人笑著感嘆，簡直是個鬧劇，蘇軾何其人也！范進何其人也！是個深層次的杯具，是封建科舉制度的悲哀，更是封建科舉制度下群儒的悲哀。

再看小說開頭所寫的周進，六十多歲了，連個秀才也不是，因而備受眾人的奚落和嘲弄。當他到省城參觀貢院時，看見兩塊號板擺得齊齊整整，不覺眼睛里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眾人把他救醒后，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眾人將他抬出貢院，他不顧眾人，又放聲大哭起來，直到眾人決定出錢替他買取監生資格，他才再不哭了，爬到地上磕了幾個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劾！”這段并沒有描繪周進的心理動態，而是透過他從哭了又哭到說說笑笑的一連串動作，反映出周進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把一個對科舉抱有幻想而又備受壓抑、走投無路而又欲罷不能的老書生形象活靈活現地刻畫了出來。這讓我們看到杯具人物喜劇的一面，辛辣地諷刺了科舉制度的罪惡。諷刺藝術是笑的藝術，而這種笑是含蓄的深沉的嘲笑。

四、細節描述的夸張性

所謂的夸張是指運用豐富的想象力，在客觀現實的基礎上有目的地放大或縮小事物的形象特征，以增強表達效果的修辭手法，也叫夸飾或鋪張。藝術的真實并不排斥夸張，在真實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夸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儒林外史》在很多章節中將典型的細節和合理的夸張結合起來，以充分顯示這個人物的性格特征。

例如：嚴監生的哥哥嚴貢生，小說第六回，寫他為了白坐船，死賴船錢，別有心機地導演了一出“云片糕莫名變成幾百兩銀子料藥”的戲，他竭力夸張被船家吃掉的云片糕的“高貴的出身”，為了省幾個船錢，顛倒黑白，并以官欺壓百姓，可見其陰險狡詐，可惡之極，這也能夠說是當時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

小說第二十六回里王太太為了夸耀孫家老太太對自己的重視和富貴，說：“孫家老太太，戴著鳳冠，穿著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臉朝下坐了；我頭上戴著黃豆大珍珠的托掛，把臉都遮滿了，一邊一個丫頭拿手替我分開了，才露出嘴來吃他的蜜餞茶。”王太太以為自己這樣說能夠耀自己，滿足自己那顆虛榮的心，卻不知夸張地展示了她自己庸俗可笑和自以為是的一面。那個樣貌吃茶，與其說是享受富貴，不如說是活受罪和自我自我嘲諷罷了。這些例子精彩的描述都因運用了合理的夸張，而取得了強烈的諷刺藝術效果，從而更加真實地接露了問題的本質。

結語

本文論述的諷刺藝術體此刻作品題材的真實性、故事敘述的客觀性、人物對象的喜劇性和細節描述的夸張性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是一個互相聯系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也正是它們的有機融合，一來將諷刺藝術的運用提升了一個高度；二來寓莊于諧，使《儒林外史》更為形象，描繪出了一幅晚清封建末世儒林的“清明上河圖”，是我國的諷刺文學的一個里程碑。魯迅對《儒林外史》的評價極高，正是由于《儒林外史》所具有的獨特的諷刺藝術，他說：“寓譏彈于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然此類小說，大抵設一庸人，極形其陋劣之態，借以襯托俊士，顯其才華，故往往大不情，其用才比于‘打諢’……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能夠說，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將諷刺藝術運用到了一種后人難以企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