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是一個家族代代相傳沿襲下來的體現(xiàn)家族成員精神風貌、道德品質、審美格調和整體氣質的家族文化風格。家風的形成往往是，一個家族之鏈上某一個人物出類拔萃深孚眾望而為家族其他成員所宗仰追慕，其懿行嘉言便成為家風之源，再經(jīng)過家族子孫代代接力式的恪守祖訓，流風余韻，代代不絕，就形成了一個家族鮮明的道德風貌和審美風范。以下是小編為大家分享的廣東名人家風家訓事跡材料，一起來看看吧。

廣東名人家風家訓事跡材料一

梁培基(1875?1947年)，順德人，著名民族工商業(yè)家，將奎寧摻和中藥制成“梁培基發(fā)冷丸”，暢銷華南，從此致富。他創(chuàng)辦了醫(yī)學院、制藥廠、卷煙廠，開發(fā)從化溫泉療養(yǎng)院、廣州二沙島珠江頤養(yǎng)園，以實業(yè)救國，支持革命。

梁培基雖是個富有的實業(yè)家，他卻很注重培養(yǎng)子女獨立自主精神及公德心，推行公正、開明和自由的家庭教育，要求子女要學好本領，自己謀生，不得做“二世祖”。早早定下不留家產的家規(guī)，家產全部捐獻給社會，讓各位子女之間沒有財產紛爭，相安和睦;要求子女到18歲必須獨立，可借錢給子女，但必須立字據(jù)，而且要收高額利息，這樣子女都會奮進向上。

思維上任子女發(fā)展，定期在家里舉行討論會、讀書會，自由發(fā)表意見;生活上要求簡樸，子女滿18歲都不許再用傭人;行為上必須愛國，清白做人，堂正做事。他常說：“我養(yǎng)子女，不希望他們孝順我。子女好不好，不是看他們對我如何，要看他們對社會是否有益。有的人家出孝子，但這孝子卻在社會上作惡，這是不可取的。我要求子女起碼不要有害于社會，如能對社會有益，做出貢獻更好。子女不屬于我，是屬于社會的。”

梁培基子女梁尚立、梁尚任等10多人，在抗戰(zhàn)初期加入地下黨領導的抗日先鋒隊，后來連女婿、兒媳在內的20多人參加了東江縱隊。1946年，五子梁尚桐被國民黨捉住時曾被要求寫悔過書，遭到堅決拒絕，最后死于獄中，時年18歲，成為烈士。梁氏子女參加革命，他們將父親的許多物業(yè)，包括香港皇后大道中的藥店、從化溫泉的別墅、廣州二沙島的江濱一號等變成了地下黨活動的“據(jù)點”。

梁培基十三子梁尚任回憶說：“父親是個很特別的人，一方面開明，不干涉我們的，提倡科學。另一方面他又要求我們不管從事什么工作，做人都要清清白白，做事都要堂堂正正，絕對不能做有害社會的事情。”孫女梁少華說：“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受爺爺?shù)挠绊懀�梁家全家上下都不求名利，只求兢兢業(yè)業(yè)做事，低調做人，在自己的專業(yè)上有所成就。”

廣東名人家風家訓事跡材料二

譚山(1886-1956年)，廣東高明人，他是中國共產黨廣東黨組織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核心人物，曾經(jīng)擔任國民*組織部部長、新中國第一任監(jiān)察部部長等職務。譚山以家訓“愛國、為公、奮斗”嚴格要求子女家屬，形成良好家風，對后人產生深遠影響。

譚山一生追求革命，不計較個人得失。據(jù)譚山的女兒譚宗文回憶，大革命失敗后，“父親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全家都靠典當衣物和向友人告貸維生，她和兄姐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抗戰(zhàn)前夕在香港，媽媽更時常到英國兵營的食堂中購買吃剩的殘羹冷飯來吃”。

譚山身體力行，表率引領良好家風。新中國剛成立，譚山在北京工作，為了不給國家增添麻煩，自己掏錢買房子解決住房。兒子譚秉文是經(jīng)濟學家，本來有機會出國工作，但譚山要求他留在中國為祖國服務。據(jù)外孫余川廣介紹，譚山擔任中央監(jiān)察部部長期間，嚴格要求子女和家屬，從不利用特權為家人謀取利益，甚至怕地方政府知道外孫是自己家人而搞特權，刻意不公開聯(lián)系。

譚山去世后，夫人孫蓀荃把在北京的房產無償捐獻給國家。譚氏子女覺得，雖然父母沒有給他們留下什么財產，但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高明七社村，譚山的祖屋是一間10多方米的泥磚房，非常普通，與周邊的老房子相比也顯得相當寒磣。許多來參觀的游客不禁發(fā)出感嘆，這樣偏僻簡陋的房子，竟然走出了對中國革命史上有影響的風云人物。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譚山廉潔的高尚情操。

廣東名人家風家訓事跡材料三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中國代的家、教育家。他在公事研究之余,培養(yǎng)子女全部成才，各有所長，滿門俊秀，其中思成、思永、思禮為中研院和中科院院士，一門三院士，被譽之為“梁氏家教”。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長女思順，詩詞研究專家、曾任中央文史館館員;長子思成，著名建筑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點軍校畢業(yè)，參與淞滬抗戰(zhàn);

次女思莊，著名圖書館學家;四子思達，著名經(jīng)濟學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lián)絡部主任;四女思寧，早年就讀南開大學，后參加革命;五子思禮，火箭控制系統(tǒng)專家、中科院院士。

梁啟超對九個兒女的教育，首先是基于父愛的教育，他給孩子們寫信“筆鋒常帶感情”，以“寶貝”稱呼子女，有時稱他們?yōu)椤按蟠笮⌒〉囊蝗汉⒆觽儭保�每封書信皆蘊含著濃濃的父愛與深明通達的。在梁啟超的400余封家書中，不難看出梁啟超對子女的悉心培養(yǎng)，因材施教，細細叮嚀，反復討論。

梁啟超說:“教育之事，為國家前途所托命。”梁啟超是個開明的父親，也是一個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懷等方面都高人一籌，他的家風與家教，往往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梁啟超認為自己的子女都應該是人格健全，能為國家自覺承擔道德責任的新式國民，而不只是梁家的孝子賢孫，只為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他鼓勵孩子們做李白、杜甫，“人人發(fā)揮其個性之特長，以靖獻于社會”。清華研究院高材生謝國楨曾在梁家任教，他對梁氏家風羨慕之極，要學先生，先從家庭學起。

梁啟超的子女，先后有七個在國外接受高等教育，他們個個用功刻苦，各有成就，卻沒有一個留居外國。他們從不炫耀功績，而是默默奉獻。他們從來不靠父親的名聲，卻與父親一樣，都有一顆愛國的心。

廣東名人家風家訓事跡材料四

楊匏安(1896年-1931年)，廣東香山(今珠海市)人，是我國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南楊北李(大釗)”中的“楊”;他作為中共早期黨員之一，為國共合作作出了突出貢獻;他是中共五大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副*，周恩來稱贊他“為官清廉，一絲不茍，堪稱楷模”。他身居高位時兩袖清風，身處逆境時又貧賤不移，樹立了良好的家風。

不貪一分一文高薪收入交給黨作經(jīng)費

楊匏安出生于一個破落的茶商家庭，他的成長，適逢中國社會經(jīng)歷巨變。楊匏安對社會激變過程中的種種黑暗非常厭惡、失望，不斷思索國家和人民的出路。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后，他認定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他翻譯寫成了包括《馬克斯主義》(當時的譯稱)在內的《世界學說》，成為華南地區(qū)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

1921年春，楊匏安由譚山介紹加入了廣東的共產黨發(fā)起組，1923年，他又受委派參加了國民黨的改組，此后三年間在國民*當過第二屆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秘書和代部長。他身為國民黨“高官”，卻沒有斂財，反而以此身份大力發(fā)展黨的組織和工農運動。當時，他一個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買田、買地。但是，但他把絕大部分錢都交給中國共產黨作活動經(jīng)費，只留下極少的一部分作為家用。因此，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貧、困難了，家人都必須去做工貼補家用。

省港罷工時，他還當過廣東政府財政部的代表，管理大量錢財，均一塵不染。當時常有人上門送禮，他從不許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罷工委員會發(fā)放捐款后，留在楊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幣，只值一兩毛錢，孩子們撿到后拿著玩兒。楊匏安發(fā)現(xiàn)后馬上嚴肅地對兒子們說：“這是公家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著，他又讓孩子們馬上把這枚硬幣送回罷工委員會。

受到不公正處分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國共合作不是一帆風順的，國民黨內右派勢力一直在爭奪權力，排擠、打擊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1926年，楊匏安被迫辭去國民*組織部秘書職務，但依然繼續(xù)堅持斗爭，勇敢地抗擊國民黨右派。1927年春，他到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副*。同年11月，楊匏安受到不公正處分，被撤銷中央監(jiān)察委員之職，生活困窘，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楊匏安以普通黨員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領的有限生活費難以維持日用，七個兒女有兩個因病缺醫(yī)而早夭。此時，楊匏安白天在黨報秘密機關當編輯，晚上寫作譯書賺稿費補貼家用。那時出版革命書籍發(fā)行困難，稿費很低，楊匏安還要經(jīng)常幫家人推磨做米糍，讓老母和孩子清晨上街叫賣。

1930年他被捕，因未暴露真實身份而獲釋時，有人說起：“我們做這些事，又窮又危險，小孩子沒有書讀，上街也提心吊膽的。”他卻堅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險，我們也要革命到底。”他的母親馬上也說全家都支持你。

獄中絕筆詩　浩然正氣存

1931年7月，楊匏安再次被捕。在獄中，楊匏安面對國民黨的高官厚祿引誘寧死不屈。此時他也惦念家中生活，從獄中設法傳出紙條叮囑：“玄兒不可頑皮”，“縫紉機雖窮不可賣去”。因為這個縫紉機是家中惟一的謀生工具。楊匏安還告誡家人，千萬不能接受國民黨要人送的錢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實際上，廣東老家已經(jīng)沒有任何財產了，但遺書中只字不提讓家人去找黨組織，因為他怕給組織增添負擔。

他臨死前，在囚車中口誦《示難友》，引據(jù)南北朝時褚淵出賣袁燦之事，告誡明辨忠奸。其青松風格，永恒魅力，躍然詩中：“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jié)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

楊匏安的子女，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楊匏安四兒子楊文偉也不例外。抗日戰(zhàn)爭時期，楊文偉隨家人到香港參與黨的秘密活動。1945年，組織上送楊文偉參加東江縱隊。

清白持家、兩袖清風的“家風”讓楊文偉在日后的工作中也保持著如父親一樣的清廉??楊文偉的女兒在北京讀書時，想要一輛自行車，而當時公社里面有這些物資，只要他開口，馬上就可以有，但是楊文偉卻說不要。一直到1982年離休，楊文偉都兢兢業(yè)業(yè)，以父親為榜樣，不負楊匏安后人之名。

廣東名人家風家訓事跡材料五

阮嘯仙(1897～1935年)，廣東河源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黨建黨初期的50多位黨員之一、廣東青年運動的先驅、早期農民運動的卓越之一、我黨審計工作奠基人。他一生艱苦樸素、克己奉公，嚴格教育家屬子女，樹立了良好家風。

在大革命時期，阮嘯仙與彭湃一起參與領導組建了農民運動講所，并介紹弟弟阮致中參加第五屆農講所學習。當時弟弟因身薄體弱，過不慣農講所艱苦的生活和緊張的軍事訓練，產生過畏難情緒。阮嘯仙知道后，鼓勵弟弟要“好好鍛煉，堅強些”，并教育啟發(fā)道：“參加革命要靠自覺，革命工作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不是為了個人升官發(fā)財。干革命是艱苦的，要有犧牲精神才行。”阮致中在他的教育引導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阮嘯仙輾轉進入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并于1934年成為中共第一任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他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為來影響全體干部。他長期患肺結核病，身體非常虛弱，但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次還累得吐起血來。同志們勸他休息，他不當一回事，用手帕抹抹嘴，用水漱漱口，又繼續(xù)工作。

當時條件艱苦，經(jīng)濟困難，就連下基層檢查工作，干部們都是自帶口糧去辦公，阮嘯仙無法從經(jīng)濟上支援家里。一次，他兒子阮乃綱寫信要錢繳學費，阮嘯仙回信說：“我現(xiàn)在沒有錢，連寄信郵票都借錢買來的。你在家要節(jié)儉，一支火柴也來之不易，要經(jīng)過工人的加工制成。要自己想辦法，不要依賴別人。”

在阮嘯仙領導下的中央審計委員會，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從而使中央和各級政府在執(zhí)行財經(jīng)制度以及政府機關作風方面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尤其在反貪污腐化和反浪費斗爭中，不正之風很快得到遏制。中央蘇區(qū)軍民交口稱贊蘇維埃政府是“空前廉潔的政府”，阮嘯仙被譽為審計戰(zhàn)線上的一把“鐵算盤”。

1935年3月6日，在江西信豐縣北部、牛嶺突圍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時年38歲。陳毅寫下了《哭阮嘯仙、賀昌同志》：“環(huán)顧同志中，阮賀足稱賢。阮譽傳嶺表，賀名播幽燕。審計嘔心血，主政見威嚴。哀哉同突圍，獨我得生全。”詩中“阮譽傳嶺表”、“審計嘔心血”正是阮嘯仙革命一生的真實寫照。

阮嘯仙后人也都繼承了他的遺志，嚴格要求自己，不圖名、不求利，認認真真地工作，踏踏實實地做人。

阮乃綱作為阮嘯仙唯一的兒子，始終不以烈屬自詡，放棄了很多優(yōu)厚待遇，過著靜的生活。1998年8月，在阮嘯仙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上，阮乃綱動情地說:“我父親一生為了黨工作,不求名,不為利。父親犧牲后,只留下一些衣物和一本用毛筆寫的作文本,這些遺物后來都捐給了博物館。父親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yè),為了天下生靈免遭涂炭,為了古老神州大地重見生機,他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黨,對中國革命事業(yè)做出了貢獻。我作為他的兒子,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作為烈士后代,更應該為*添磚加瓦,更加努力地為黨工作!”